机会成本对中国人来说有了一种新的计算方式。
跳槽成为中产阶层改变境遇的最常用的手段。
当中产阶层的收入积累到满足了小康生活后，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此，他们开始追求另一种平等——报酬水准及地位的平等，这是为追求一个更全面的概念，即认同。
一旦开始追求这种认同，中产阶层财富的积累和地位的确定方式也就开始出现新的趋向。
跳槽成为中产阶层改变境遇的最常用的手段。
传统的中国人不能接受换工作，但中国的三资企业中跳槽已不再是新闻。薪水没和老板谈拢，或自己期待的职位没有得到，再或者人际关系没有解决好，都会导致跳槽。
中国最早有猎头公司（HeadHunter）或称人事顾问公司不过是90年代初的事，但到了90年代中期已发展成为一个行业，猎头公司们生意兴隆得益于那些急于改变自身境遇的外企人。
令很多普通百姓不能理解的是：你们一月好几千地挣着，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不过身在其中的人确实尝到了跳槽的甜头。通常被猎头公司相中并挖走的人，收入至少可以提高一倍，职位也是至少上一个台阶。
我知道的一个某著名计算机公司市场部经理在跳槽前月薪不过一万多，但跳槽后不仅升任新公司中国区经理，薪水更涨至三万。那时是1995年，当时外企一个市场部经理的薪水在4000～8000元之间，首席代表在1万～2万元之间。这还是北京地区的标准，中国其他城市比这还低。
当然，并不是每个外企人都很“幸运”地被猎头们争相猎取。猎头公司既然从雇佣公司那里拿到那么高的委托费——通常请一个中层职员是最后成交月薪的2～3倍，请一个高层职员也相当于其月薪的两倍左右，这就意味着每替委托方找到一个人，猎头公司可以挣3万～5万——他们就必须做到能够令委托方满意，否则，他们就很难再揽到生意。
猎头公司搜寻猎物，首先会寻找那些大公司中的佼佼者。这些人通常外文好，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有过良好的业绩及较为成熟的实际经验，尤为重要的是有广泛而到位的关系网络。
选中“目标”后，猎头公司就会给“目标”打电话约见，许以优厚待遇，直至说服“目标”接受这样的条件；“目标”也会给自己开出更高身价。猎头公司乐意帮助“目标”实现他的愿望，因为这意味着猎头公司可以抽取更多的佣金，当然客户一方的利益，猎头公司也会考虑如何照顾。毕竟没有客户，他们也就没有生存的价值，所以那些尝试跳槽的人经常会被猎头们杀价。经历得多了，外企人就有了经验，再报价时一般都比自己现在的薪水涨一倍。“目标”在成功跳槽后，薪水翻一倍、职位升一级是必然结果，这时他们会将猎头公司的重要性加以传播，引来更多的外企人投身于猎头公司的帐下。一家猎头公司有一个几千人的储备是能顺利开展业务的基本条件。许多外企中人也因为这些猎头公司的存在而颇为受益。
我知道的一位朋友在某公关公司做公关经理，后经猎头公司推荐，进入一家跨国集团任中国地区市场推广经理。虽然头衔一样，但因两家公司的实力相差悬殊，他的工资也就相差一倍，而所得除了每月1万多的月薪，更有出国机会，培训机会也增多，他因此成长得很快，现在的身价已非昔日可比。他曾说过：“能入这种国际级的大公司本身就是一种升迁，如同镀了层金，你会成为其他中、小公司竞相争夺的对象。”他现在和太太已准备买房，尽管这可能会花掉他们大部分的积蓄，但因为是在这种大公司工作，他并不担心买房后需要为生计发愁。三四个月后，他又可以有一笔普通工薪阶层需攒上几年才可能有的储蓄。
猎头公司的勤奋努力为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企跳槽风推波助澜，很多人都相信自己可以借此博得个更好的身价。
此时个人财富的积累以及社会地位的确立不完全是凭实力，有相当一部分体现在机会上。
你若能被猎头公司注意到，你就有可能像被大户盯上的股票一样，几番翻炒，立刻身价倍增。
这种借跳槽改变自身境遇的潮流在中国的三资企业中风行了三年多，进入1998年后开始出现转变。许多当初热衷四处挖人的老板们对那些曾经频频跳槽的应聘者的忠诚度产生怀疑，转而开始谨慎录用；那些曾在这种炒作中尝到甜头的雇员们，在最终跃上一个较高台阶后，或者因不胜任被淘汰出局，或发现新职位所得虽多，但要求自己付出的代价更高，新的不平衡于是再次产生。经过这一番波折后，尤其是经历了1997年，由东南业金融危机及国内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的经济紧缩使再就业难度加大，外企中的高流动趋势开始减弱。
跳槽也罢，晋升也罢，因为一次两次的成功，很多人会不自觉地自我膨胀，以为自己还可以爬得更高，所以给自己开的价越来越高。
猎头公司的人后来觉得生意难做，也在于他们很难说服应聘的人降低一点身价。
在上海，一家中资公司想招一位驻沪办事处首席代表，猎头公司推荐的人开价都是8000元以上，一个销售经理也是5000元起。
有些外企人在升到某一职位后，认为自己可以向老板要求更高的回报。用人成本的提高使公司的利润率下降，但老板们并不愿以降低自己的所得来使这些员工如愿以偿。现在的中外老板都改变了与员工相处的策略，加薪不是最让他们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们会给员工附加上极为可观的工作量。公司会通过提高营业指标，或裁员来转嫁用人成本过高的负担。
（摘自《高级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写真》，殷一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